初阶法治思维的生成，与这种法律感紧密相关，此种法律感，也是催生人们法治感的前因——可以说，法治感是主体法律感的实践展开方式和现实化，法律感则是主体法治感的思维前提。
数字货币的价值波动性远远高于其他同类资产，但提升相关监管措施的余地并不大，监管改进应主要围绕这几方面入手：通过澄清网络规模监管环境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，让平台向消费者提供足够的数字货币波动的信息，同时保障数字货币持有者的电子余额的安全性。这种协作共治的方法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参与者之间的关系，不仅可以促进合作者之间相互问责，还能使他们在分享信息和共同治理过程中形成共同的价值观，并在不断协商中调整期望值，形成拥抱变化的能力以应对不确定性。
三是从发行行为来看，ICO往往发生在业务或项目的早期。该报告提到，分布式账本技术是一项有可能改变交易处理和设置方式的技术变革。美联储专家指出三个法律主题：（1）分布式账本组件的法律定义，即分布式账本本身、数字货币和智能合同。再次，在共识决策难以确定谁应对损害负责时，宜采用其他争端解决方式予以补足。尽管众多的私人数字货币的基础技术一致，但由于使用场景的变化，有些私人数字货币的功能类似于本国法币，具有传统的货币特征。
公共政策的决定者一直在相互影响，希望找到适用数字货币最有效的规制路径。EBA的建议获得欧盟委员会（EC）的批准。参见：边沁.论一般法律[M].毛国权, 译.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 2008:41。
在他看来，法律系统内部会演化出一个组织化的子系统?[1]169。对于法律功能的理解，关键就在于找到这个比法律更为抽象的概念。(二) 法律系统的决断系统 那么，上述抽象意义的法律系统的内部运作，在经验层面是如何成立的？卢曼再次通过引入一项区分，解答了这个问题[1]168-169。决断系统的边界会对法律系统的边界产生作用，法律由此就可以从它固有的动机中抽离出来，隔离所遭受的各种外部压力，并由此从社会语境中独立出来[1]172。
法律系统的时间拘束具有社会成本，法/不法的代码区分和指派对不同社会主体具有不同影响，带来不同的社会性后果，从而产生各类共识和分歧。这样一种双重模式化的结果，就是使法律决断本身即具有了规范化的力量[1]169。
其三，法律不同于政治，法律不是主权者的命令、强势者的制裁或政治性的计划。特别是在如家庭、工作场所这些需要维持亲密关系的领域，人们都会更倾向于采用其他方式解决冲突，而不是选择诉讼性的司法手段[1]180。只有借助法律规范的一般象征化，全社会才能形成特定的稳定状态以及特定的敏感度[1]156。由于形成法/不法的二元区分，不法获得建立，并成为归类范畴，法律的时间拘束因此对不同主体带来不同影响[1]155。
同样道理，法律的时间拘束，也具有社会性的后果[1]154。而卢曼的理论策略，则是他一贯采用的抽象化方式[1]152。参见：参考文献[1], 第175页。卢曼认为，前者的期望是认知性(事实性)的，后者的期望则是规范性(反事实性)的，而法律就是一种典型的规范性期望⑧[1]159。
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由此形成特定的结构耦合，但其前提则是两个系统的功能分化。这个决断系统同时也会发展出自己的反身性形式，即一种双重模式化的形式[1]169。
而事实上，在卢曼看来，这些法律决断都从属于一种循环性、递归性的再生产模式[1]169。但是，这两个系统也具有紧密的交互依存性。
换言之，规范本身并不保证行为的合规范化，但它会保障那些对此作出期望的人，使他们在互动中取得优势[1]160。传统理论对法律功能认识的误区，即源于主要从社会和组织的层面去理解法律现象。为了稳定规范性期望，法律系统的功能分化，有赖于组织化的法律决断系统(立法和司法)，这些决断系统通过规范的双重模式化(规范化的规范化)，对规范投射的成长产生了限缩和规训效应。易言之，法律的功能不是行为调控和冲突解决①。在卢曼看来，传统法学理论采取了个人主义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提问方式[1]152，它们讨论法律会给个体带来什么，法律针对个人解决了什么问题，法律对个人形成何种激励和约束。作为规范性的规制手段，法律的功能被定位为社会控制，它将个体不断涵括到全社会当中[5]。
[1]168正如卢曼所言，法律系统面对自身不是漠然的，它必须将认知性期望与规范性期望的区分，当成规范性期望的对象本身[1]168。它无需考虑规范被遵守的具体动机，恰恰相反，规范要实现反事实性期望的功能，正是无须去考虑这些动机[1]159。
同时，为什么在法律中存在诸多允许规范，这些允许规范都将法律关系的形塑诉诸私人的意志[1]175。(四) 卢曼之问：西方现代性的奥秘 现代性为何起始于欧洲？[6-7]而不是中国或者印度？事实上，无论是人口、科技、知识普及或生活水准，似乎都对欧洲不利。
在古雅典时代，法律的功能就经常是用来保障穷人来对抗富人和有权者[1]174。它在法律系统内的实现，则通过组织化的决断系统的双重模式化，即规范化的规范化来完成。
事实上，法律系统给其他社会系统带来的成效，对于这些社会系统来说，存在许多其他功能等同项[1]179。卢曼也注意到，时间维度与社会维度之间的紧张状态，会直接被拉进当下，成为当下的现象，换言之，社会成本会与时间拘束同时形成[1]166。卢曼明确指出，所有法律秩序之所以都有象征化的需求，所有法律之所以都具有应然性的特征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律的功能是在时间上对未来的一种规范指涉[1]156。社会系统必须成功对抗这种病状，并获得较强的免疫力[1]182。
二、法律与时间性问题 (一) 法律：全社会、意义与时间 当谈到法律的功能，首先需要追问，法律功能服务的对象是谁？是针对个人的功能，还是针对人际互动的功能，抑或针对公司或政治组织的功能？在卢曼的社会系统论视角下，法律的功能，是针对全社会系统的功能，是要解决全社会系统的问题。也正是在这个社会性基础的前提下，决断系统的双重模式化，才具有了社会的可感受性和可接受性，社会才能由此产生对于形式法律的信赖。
法律的功能不是促成社会整合或社会控制，而是使规范性期望在时间上获得稳定的确保。而无论是对行为可能性进行限制还是赋能，都预设了法律作为一种规范性期望的结构，它都要与个案中具体发生的事实保持某种距离，从而可以更好地建立起稳定的反事实性期望[1]161。
这与传统法社会学理论形成了很大差异。当这些语意被反复使用而逐渐沉淀下来，就会形成狭义的时间拘束[1]154。
14 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在卢曼看来就是混淆了法律和政治的结果。法律期望具有应然性的特征，正是由于未来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，所以就特别需要法律作为应然性的期望，来获得某种时间上的稳定感[1]156。正是有了规范性期望的确定性，人们可以更坦然地面对日常生活中期望的失落，这种失落不但不会让人蒙羞，反而会因为对法律的信任，从而可以在更高程度上形成社会信任[1]158。法律始终面临一种特殊的悖论，一方面，法律不需要面临期望失落的问题。
而第三人也期望大家会协助这个人去捍卫权利，而不是沉默地接受权利被侵害的事实[1]170。法律可能根本不会考虑日常冲突的深层结构和冲突动机。
它也推动了法/不法二元代码的正式确立，而实际上，社会越是分化，就越是需要这种二元代码的化约效应[1]171。凡是那些想要违犯这些期望的人，无论基于何种自我期许的理由，都会在法律上被事先安排到不利的地位之上[1]156。
人们围绕法律是否支持或反对某种期望，在社会层面引发顺从和反抗的不同态度，引燃社会的紧张状态，并由此推动历史演化的分叉[1]157。对法律功能的分析可以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进行[1]158。
